中國共產黨領導東北抗戰的歷史考察

　　 九一八事變后，南京國民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寄希望於國際聯盟調解而非組織有效軍事抵抗。該政策直接導致東北三省迅速被日軍佔領。民族危難之際，中國共產黨支撐起救亡圖存的希望，首先發出抗日號召，從精神上引領全國民眾奮起抗戰，並派出黨團干部到東北義勇軍中幫助抗戰。在並肩作戰中，黨看到了東北義勇軍成分復雜、缺乏領導、戰績不佳、犧牲較大等問題，開始注重對東北義勇軍的領導，並及時汲取失利教訓，先后建立起東北抗日游擊隊、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抗日聯軍等抗日組織和武裝。中國共產黨領導東北抗戰，為取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

　　 東北義勇軍的形成與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引領密不可分。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共滿洲省委於9月19日在沈陽召開會議，分析形勢、研究對策，發表了《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揭露日軍踐踏東北的罪行，反對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隻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將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東北抗日聯軍史料》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頁）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明確指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東三省！驅逐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海陸空軍滾出中國！”（《東北抗日聯軍文獻》，白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6頁）9月21日，中共滿洲省委發表《關於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據滿洲與目前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號召東北各界人民群眾起來“罷工、罷課、罷市，反對帝國主義佔據滿洲。驅逐日本與一切帝國主義的海陸軍”（《東北抗日聯軍文獻》，第14頁）。9月22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明確指出今后的中心任務是加緊的組織領導發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膽地警醒群眾的民族自覺，而引導他們到堅決的無情的革命斗爭上來，特別要求滿洲省委“更應該加緊的組織群眾的反帝運動，發動群眾爭斗（北寧路、中東路、哈爾濱等），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加緊在北滿軍隊中的工作，組織他的兵變與游擊戰爭，直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嚴重的打擊”（《東北抗日聯軍文獻》，第20頁）。9月23日，中共滿洲省委作出《中共滿洲省委對士兵工作的緊急決議》，要求“各地黨部必須加緊對兵委的領導與工作的督促，動員全黨加緊這一工作”（《東北抗日聯軍文獻》，第22頁）。10月20日，周恩來同志以伍豪署名，在《紅旗周報》第20期發表《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滿洲與我黨的當前任務》指出：“現在救國義勇軍的組織已成為工農勞苦群眾普遍的要求，我們要領導工農及一切被壓迫民眾自己組織武裝的救國義勇軍。”（《東北抗日聯軍文獻》，第32頁）中國共產黨的一系列抗日主張與號召，使中華民族空前覺醒，全國各地廣大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紛紛以各種方式奮起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入侵，為東北義勇軍等抗日組織和武裝奮起抗日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

　　 中國共產黨領導東北抗戰是以支持、聯合東北義勇軍為起點的。黨中央發出抗日號召后，東北地方黨組織按照黨中央和滿洲省委指示，立即行動起來派出黨團干部幫助東北義勇軍。1931年10月，“黃顯聲主持遼寧軍政兩署工作、組建義勇軍之初，就得到了共產黨員劉瀾波的幫助”（《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與全民族抗日戰爭》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頁）。1932年夏，“李兆麟在向中共河北省委報告工作時，請求派遣更多的干部到唐聚五領導的遼寧民眾自衛軍中”（《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與全民族抗日戰爭》上冊，第358頁）。以江橋抗戰為起點的東北義勇軍抗戰中，中國共產黨派出黨團干部支持、協助馬佔山部隊。黨組織“動員工人、農民、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組成‘抗日援馬代表團’，到戰地進行慰問和作宣傳鼓動工作，並派出志願兵參加戰斗”（《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與全民族抗日戰爭》上冊，第492頁）。省立一中教師、共產黨員王復生（王甄海），在馬佔山聯合吉黑兩省義勇軍反攻哈爾濱時，幫助其在“蘇聯駐黑河領事館商談為馬佔山領導的抗日部隊解決糧食和武器彈藥問題”（《中國共產黨黑河歷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頁）。同時，中國共產黨“派出大批黨團員到抗日部隊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推動抗日武裝斗爭的發展”（《中共黑龍江黨史人物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2頁）。

　　 1932年4月，中共滿洲省委通過《關於全滿洲勞苦群眾的斗爭綱領》后，發出緊急通知指出，“武裝民眾（尤其是在王德林、李海青、李杜、丁超等的部隊）應動員廣大群眾去補充，黨應派得力的同志進去加緊這些部隊的工作，奪取到黨的領導之下來”（《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0，中央檔案館等1988年版，第85頁）。中國共產黨為建立自己領導的抗日武裝，明確提出派優秀干部到義勇軍中去。為此，中共滿洲省委派遣干部，對東北義勇軍給予協助和領導。如派李延祿、周保中到國民救國軍王德林部，擔任參謀長和總參議等職。4月初，中共滿洲省委委員李紀淵經引薦到馬佔山部隊任少校秘書，跟隨馬佔山轉戰蘭西、海倫等地。7月，馬佔山部被日軍圍困，李紀淵在突圍戰斗中壯烈犧牲（《馬佔山將軍》，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頁）。同年4月，時任中共北平市委西郊區委書記等職的張甲洲，率領夏尚志、張清林、鄭炳文、於九公（於天放）、張文藻等黑龍江籍學生，受中共河北省委派遣返回黑龍江省巴彥縣。“他們日夜奔走城鎮、鄉村，找鄉親、訪朋友，動員愛國志士，發動大家起來抗日救國。”（《黑龍江文史資料》第十八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110頁）5月23日，張甲洲在巴彥縣張家油坊村舉旗抗日，建立以中國共產黨為主要領導的聯合抗日武裝“巴彥抗日游擊隊”。中共滿洲省委派軍委書記趙尚志到部隊任政委，此后巴彥抗日游擊隊與馬佔山部先后聯合攻佔了巴彥和東興兩座縣城，引起了極大震動。附近其他抗日武裝看到巴彥抗日游擊隊真正抗日，紛紛投奔。中國共產黨支持、聯合東北抗日義勇軍，掀起了東北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為黨建立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奠定了基礎。

　　三

　　 東北抗日聯軍的發展，是在東北義勇軍基礎之上，經歷了東北抗日游擊隊、東北人民革命軍和東北抗日聯軍三個階段。中國共產黨在與東北義勇軍並肩作戰中，紀律嚴明，沖鋒在前，樹立了極高威信，並派出干部協助地方黨組織，著手建立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從1932年開始，中共滿洲省委陸續派省委軍委書記楊林、楊靖宇到南滿，中共大連市委書記童長榮到東滿，省委軍委書記趙尚志到巴彥、珠河，省委秘書長馮仲雲到湯原，進行創建抗日武裝的工作”（《東北抗日聯軍史料》上冊，第4頁）。中國共產黨先后在南滿、東滿、吉東、北滿等地區，建立起磐石、海龍、延吉、和龍、琿春、汪清、安圖、巴彥、湯原、海倫、饒河、珠河（今尚志市）、密山、寧安等十幾個抗日游擊隊。

　　 1933年5月，根據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中共滿洲省委通過《關於執行反帝統一戰線與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決議》，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先后組建6個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人民革命軍實行符合實際的戰略戰術，粉碎了日偽軍多次“討伐”，使東北抗日斗爭蓬勃發展。

　　 1935年5月，華北事變爆發后，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我們黨於8月1日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並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組建抗日聯軍。從1935年冬至1937年秋，先后建成十一個軍，開辟了東南滿、吉東和北滿三大游擊區。東北抗日聯軍在白山黑水之間，對日偽軍展開游擊戰爭，一直堅持到1945年日本投降，沉重地打擊了日偽反動統治，牽制了日軍大量兵力，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四

　　 中國共產黨領導東北十四年抗戰的光輝歷程，充分展現了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1938年2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同“合眾社”記者王公達談話時說：“中國共產黨和東三省抗日義勇軍確有密切關系，例如有名的義勇軍領袖楊靖宇、趙尚志、李紅光等等，他們都是共產黨員，他們的堅決抗日艱苦奮斗的戰績，是人所共知的。”（《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頁）1945年4月，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說，“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在曲折的道路上發展起來的。這個戰爭，還是在一九三一年就開始了……國民黨政府採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東三省的人民，東三省的一部分愛國軍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或協助之下，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組織了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從事英勇的游擊戰爭”（《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4頁），這也充分肯定了東北抗戰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的歷史地位。

　　 蘇聯對日宣戰后，東北抗日聯軍配合蘇軍作戰，加速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步伐。“在配合蘇軍作戰，協助搜剿日偽殘余，維持東北解放后的社會秩序方面，抗日聯軍佔著有利的地位，起了相當的積極作用”（《中共東北地方黨史資料·訪問錄選編》周保中同志專輯，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地方黨史研究所1980年版，第160頁）。可以說，中國共產黨領導東北十四年抗戰，牽制了日軍主力南進，為全民族抗戰勝利贏得了寶貴時間，同時阻止日軍北進蘇聯，防止蘇軍腹背受敵，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揮了積極作用。

　　 （作者：孫文政，系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