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動員

　　 武漢會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戰略轉折的關鍵節點，沉重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佔領全中國的美夢，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武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基礎上，以多種方式進行抗戰全民動員，對完成由防御階段到相持階段的戰略轉換作出了重要歷史貢獻。

　　一

　　 七七事變后，中國共產黨實行全面抗戰路線，呼吁“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97頁）。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會議上通過《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呼吁全中國人民動員起來，武裝起來，參加抗戰，“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實現抗日的民族團結。

　　 在戰局不利的情況下，一部分人中曾出現悲觀迷茫的情緒，為此，毛澤東同志撰寫了《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對於當時的“速勝論”“亡國論”進行有力的批駁和回擊，提出中國抗戰既不會“亡國”，也不可能“速勝”，而是持久抗戰，必將經歷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對戰爭形勢及其演變作出正確判斷，指引了中國抗戰的前進方向。他在《論持久戰》中尖銳地指出：“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他強調“必須動員全中國人民，統統發揚其抗日的自覺的能動性”，“這個政治上的動員軍民的問題，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之所以不惜反反復復地說到這一點，實在是沒有這一點就沒有勝利”（《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頁、第513頁）。武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以這些理論為政治動員的指導思想，堅持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努力發動民眾、擴大動員范圍、創新動員模式、全力援助抗戰，為武漢抗戰、實現戰略轉換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為了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華日報》發文指出，挽救時局和復興中華的關鍵是“加強我們內部的團結，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華日報》，1938年1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廣泛的抗戰政治動員工作有條不紊地展開。

　　二

　　 武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組織嚴密的動員體系，動員效果顯著。為了維護國共合作抗戰大局，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中央決定在武漢設立長江局和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創辦《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這些成為中共在國統區進行政治動員、廣泛發動組織民眾的重要平台。長江局領導行業黨委和地區工委等開展斗爭，如工運委員會、青年委員會、婦女委員會等。長江局領導的政治動員組織網絡，除了公開團體還有地下黨支部和特別黨員。公開團體包括青年救國團、蟻社等30多個，大多數公開團體都由中共黨員主導或領導。嚴密的組織體系，使得團體內部能夠令行禁止，步調一致，政治動員效率很高。例如，青年救國團從成立至1938年8月的七個多月時間內，在武漢發展了1.2萬名團員，建立了200余個外圍組織（讀書會、歌詠隊等）。團員們幫助各地政府對民眾進行政治動員，不辭勞苦地奔走在城市和鄉村，“擔任著合作社的委員，鄉村工作促進會的會員”（《武漢抗戰史料》，《七月來的青年救國團》，武漢出版社2007年版，第425頁）。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成立后，大力開展藥品和軍械的轉運、人員輸送、情報收集等重要工作。

　　 武漢總動員委員會為中共進行政治動員提供了又一個重要平台。1938年日軍進攻武漢外圍時，《新華日報》即開始不斷發表社論督促政府建立動員民眾團結抗日的機構，並“希望吸收共產黨及其他抗日黨派的代表”（《新華日報》，1938年6月15日）。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和推動下，武漢總動員委員會於1938年8月成立，其后武漢衛戍總司令部公布了《民眾團體高級組織法》，這為中共在民眾中廣泛進行抗戰政治動員提供了合法合規的組織渠道。中共在武漢建立的青年救國團、蟻社、婦女戰時服務團等群眾團體，都擔負著政治動員的任務。這些不同類型的愛國團體在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的前提下廣泛發動、組織民眾，使得年齡層次、文化程度不盡相同的愛國者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救亡團體，每個團體也都有自己的動員專長和特定目標，因此動員效率高、動員范圍廣，在更大范圍內使得廣大民眾了解並認同中共的抗戰策略方針，切實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這一時期，中共基層組織及公開團體的政治動員拓展至保甲等基層層面，具有較強的動員效力。青年救國團動員青年參加抗戰，成立后七個多月時間內就有至少200人考入軍事學校。漢口蟻社在8個月內發展社員369人。此外，還有青年抗敵協會、戰時兒童保育會、抗戰教育研究會、全國工人抗敵總會等團體也在廣大群眾中進行了成效顯著的抗戰政治動員。

　　 武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還充分利用國民黨政府的組織機構進行抗戰動員。當時，周恩來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政治部第三廳負責宣傳工作，郭沫若為廳長，這就為中共進行公開的抗戰政治動員提供了有利條件。向全國和世界宣傳中國的抗戰並爭取支援，是“第三廳”的重要任務。為此，“第三廳”舉辦了七七獻金、抗戰一周年紀念、第二期抗戰擴大宣傳周等宣傳動員活動，不僅激發了中華兒女的民族情報國志、支援了抗戰前線，而且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七七獻金活動中，全國各地的民眾和武漢人民表現出極大熱情。武漢五天獻金約一百萬元，再加上物資捐助，總計捐獻金額近二百萬元。活動中，“（民眾）對於抗戰救國事業，發揮了自覺的積極性，與偉大的英勇精神”（《新華日報》，1938年7月12日）。“第三廳”還組建了負責抗戰政治動員的各類宣傳隊，如演劇隊、放映隊、漫畫隊、孩子劇團等。

　　 從國際層面來看，為了戰勝凶殘的日本侵略者，中國需要最大程度爭取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武漢當時是中國抗戰的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國記者、外交官等人士的關注。當時駐留在武漢的外國記者有120余人，其中許多國際友人成為中國人民堅定的支持者和真誠的朋友。為了爭取國際力量援助中國抗戰、宣傳中共的抗戰主張，中共中央長江局於1938年4月成立國際宣傳委員會，負責對外宣傳與動員。通過積極聯絡，白求恩率“援華醫療隊”來武漢面晤周恩來，印度“援華醫療隊”的柯棣華與長江局接洽，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也表示要“援助中國”（《新華日報》，1938年9月8日）。此外，包括鹿地亙夫婦、綠川英子等在內的一些在華日本人積極投身反戰活動，與中國人民共同戰斗﹔美國友人吳德施將籌集的10萬元交給八路軍﹔斯諾、史沫特萊、艾黎還與相關部門商討幫助中國人民抗戰的辦廠計劃﹔美國、越南等地的華僑也向八路軍捐獻物資及慰勞致敬﹔荷蘭藝術家伊文斯於武漢抗戰期間深入前線，拍攝紀錄片《四萬萬人民》（亦稱《1938年的中國》）以支持中國抗戰，其后他又將攝影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通過八路軍辦事處送至延安，支援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抗戰。

　　三

　　 武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卓有成效的政治動員激發了廣大愛國民眾的抗戰熱情和主人翁意識，組織群眾集會217次（單場最大規模5萬人），募捐法幣380萬元（折合黃金1.2噸）﹔在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長江局的領導下，發展救亡團體會員超30萬人。這些都有力地支援了抗戰前線，奠定了持久抗戰的堅實基礎，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

　　 輸送大量有生力量。中共通過宣傳報道和動員的方式鼓勵民眾根據自身條件加入抗戰大軍，“武裝十數萬的工人、數萬的難民、及近郊百萬的農民”（《新華日報》，1938年6月14日）。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幫助成千上萬的愛國者參軍參戰，學生及工人們常常通過八路軍辦事處以集體形式到抗日前線，“人多時也有上百人為一批”（《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追憶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頁）。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男女老少齊動員，為抗戰添磚加瓦。孩子組成了“孩子劇團”，婦女組成了醫療隊、擔架隊。抗戰一線得到源源不斷的力量補給。

　　 為前線提供后勤保障。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廣大人民群眾踴躍為前線捐款捐物。前線藥品需要量很大，中共調派人手用七七獻金集資款從香港購買了大批藥品送往前線。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轉運了大量藥品、軍械等物資，有力保障了前線的物資供給，並設立了秘密電台保障抗戰情報的暢通無阻。為了保障前線將士供給，減少非戰斗性減員，黨開展了縫制棉衣和捐獻棉衣活動，為將士們送去“溫暖”。此外，還不斷報道前線的英勇事跡，組織民眾給前線將士寫慰問信、置辦慰問包，在精神和心理層面給廣大將士以慰藉與鼓舞。

　　 夯實了持久戰的基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動員方式靈活多樣，呈現為全方位立體式，且動員規模大、范圍廣，在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同時宣傳了黨的抗戰主張，擴大了在國內及國際的影響力。通過抗戰政治動員實踐，宣傳了持久戰的抗戰主張，培養了一大批覺悟高、能力強的民眾動員人才，以這些骨干為支撐搭建起城鄉抗戰政治動員模式和網絡，使得黨的正確抗戰方針策略在政治動員中得到貫徹執行，使廣大群眾進一步了解、認同中國共產黨及其正確的抗戰主張，推動了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理論的貫徹執行，為堅持抗戰匯聚了源源不斷的力量。

　　 （作者：袁詠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