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外國記者眼中的“延安敘事”

1944年，已經5年沒有外國記者到訪的延安，迎來了由一批中外記者組成的參觀團。這是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到延安訪問的最大的一個新聞團體。中央檔案館保存著參觀團此訪較為翔實的珍貴檔案，以及記者們寫下的大量通訊和評論、出版的反映邊區軍民抗戰實績的著作等。中外記者用手中的筆將根據地的真實面貌呈現出來，讓全世界看到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戰真相。

“紅色中國”成為外國記者向往的“未知之地”

自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動用幾十萬部隊嚴密封鎖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據地，竭力造謠誹謗中共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禁止中外記者去延安和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採訪。由於國民黨的政治隔離、新聞封鎖和輿論欺騙，使得國內外很難了解到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及各根據地的真實情況。

八路軍真的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專打友軍、不打日本”和“游而不擊”嗎？邊區是“封建割據”，還是“自由光明的樂土”？“紅色中國”成為外國記者心中的“未知之地”。其實，早在1943年多位外國記者就曾提出到延安採訪的申請，國民黨當局一直拖著不辦。1944年2月16日，福爾曼、愛潑斯坦等多位在重慶的外國記者再次聯名致信蔣介石，要求訪問陝甘寧邊區和八路軍駐地。23日，蔣介石迫於輿論壓力，終於批准了外國記者的請求。

中共中央非常重視外國記者的來訪。3月9日，周恩來致電董必武轉外國記者團說：聞你們將來延安參觀，我受毛澤東、朱德兩同志及中共中央的委托，特電你們表示熱烈歡迎。4月30日，記者團的人員和行程大體確定，毛澤東致電董必武，請他轉告外國記者：“諸位來延，甚表歡迎。”

國民黨雖然批准了外國記者們訪問延安的請求，但是採取了種種限制和防范措施，將外國記者團改為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不僅增派中央通訊社、《掃蕩報》等國民黨媒體記者，而且指定國民黨官方代表擔任參觀團的正、副領隊，以監控外國記者的“越軌”行為。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由21人組成，包括6名外國記者以及國統區9名中國記者、6名國民黨指派的工作人員。6名外國記者分別是斯坦因（美聯社記者）、愛潑斯坦（《紐約時報》《時代》記者）、福爾曼（合眾社、《泰晤士報》記者）、武道（路透社記者）、夏南漢神父（美國天主教《信號》雜志記者）和普羅岑科（塔斯社記者），他們希望此行能了解到邊區的施政綱領、生產、貿易、行政、教育、衛生保健等方面的真實情況，以及參觀人民代表機構、赴黃河以東訪問抗戰前線軍隊等。參觀團於5月17日從重慶出發，6月9日抵達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地延安，先后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中央領導的親切接見，參觀訪問了陝甘寧邊區政府、學校、工廠、農場等，還和2000多名群眾一起觀看了秧歌表演。7月12日，參觀團中的全體中國記者及夏南漢神父離開延安返回重慶，其余外國記者又先后前往綏德等地及晉綏根據地訪問。至10月下旬，他們陸續返回重慶。

“在封鎖線后面發現這樣一個熱烈的新社會”

外國記者們一踏進共產黨領導的邊區，就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在去往延安的途中，他們看到農田裡種滿小麥、谷子，不時有成群的牛羊在山坡吃草。在南泥灣，福爾曼看見一群一群的人們在田裡勞作，詢問后得知他們是參加大生產運動的士兵，“他們一面揮舞著鋤、耙和鏟，一面唱歌。他們搭起來的來復槍、機關槍、手榴彈和迫擊炮就在附近堆放著，堆放的方式是有秩序的軍操方式。這些軍械幾乎都是日本制造和在戰場虜獲的”。

愛潑斯坦對進入邊區后所見所聞的一切更是“既吃驚又激動”，他在關於陝北最初印象的報道中寫道：“十分荒涼的陝北，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實行精耕細作，牛羊滿山，手工業發達，人民豐衣足食的地方。駐在這裡的八路軍部隊是我在中國各處所見到的吃穿得最好的部隊之一。”

經過長途跋涉，記者們到達向往已久的延安后，更是親身經歷了種種“強烈而令人驚奇的生活”。在來延安參觀訪問前，國民黨頑固派勸阻外國記者不要去延安的謊言之一就是“延安生活艱苦！去不得”，可就在參觀團到達邊區的第二天，這種說法就不揭自穿。早餐時，“見到一盆盆牛奶或稀粥，一盤盤的雞蛋、面包、饅頭、酥油（土制奶油）和小菜”，記者們“興致勃勃，狼吞虎咽”。外國記者在重慶時，早餐也只是稀飯、饅頭和咸菜，牛奶更是很久沒有見過了，有時偶爾買到一個雞蛋就已經心滿意足了。然而在遙遠的陝北邊區，經過大生產運動后，延安已經初步達到了豐衣足食。

通過參觀訪問，外國記者們深入了解了邊區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武道在結束陝西、山西訪問返回重慶后，在回答許多人關於“對於中國共產黨治理的區域，你的感想怎麼樣”的問題時，他回答道：“最動人的事情，就是人民大眾生活的進步。”斯坦因也深深地被所了解的一切所震撼，他不無感慨地寫道：“在封鎖線后面發現這樣一個熱烈的新社會，簡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慶，五年以來，對共產黨，除惡意的毀謗而外毫無所聞的我，對著在延安我所發現的事物，我吃驚地擦拭著我的眼睛。”

八路軍是“訓練最好，最有紀律的軍隊”

為進一步了解中共抗日的真相，愛潑斯坦、福爾曼和武道同國民黨中宣部陪同人員張湖生一行離開延安，幾經輾轉於8月30日抵達晉綏邊區黨政軍機關所在地山西興縣。

他們來到戰斗激烈的第八軍分區，福爾曼毫不掩飾地夸贊：“八路軍的正規軍也許算不得是我在中國看見的裝備最好的軍隊，但他們無疑地是訓練最好，最有紀律的軍隊。”他還生動地描述軍容嚴整的八路軍與其他軍隊的區別：“別的任何軍隊的士兵，在行軍時總是任意地掮著槍﹔這些士兵卻象（像）閱兵一樣地規矩，槍掮在肩上，形成正確的角度，整天就那樣地行動著，精神一點也不鬆弛。”

9月15日下午，他們到達距離汾陽城約10公裡的向陽鎮。當天晚上，八路軍某部與游擊大隊襲擊了汾陽飛機場和火車站﹔第二天晚上，又分頭襲擊汾陽城附近敵人的發電廠和火柴公司。這兩個晚上，外國記者都登上坡頭村的堡牆觀看了夜戰。雖已至深夜，但外國記者們“目睹汾陽上空濃煙籠罩，火光熊熊，異常興奮”，都遲遲不肯離去。

9月17日晚，他們又觀看了八路軍奇襲協和堡的戰斗。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激戰，協和堡便被攻下。外國記者聽到捷報傳來，驚訝地發出一片感慨：“你們沒有飛機大炮，怎麼能夠這樣迅速打下據點、消滅敵人呢？”第二天清晨，記者見到戰斗歸來的八路軍戰士、游擊隊員和民兵，他們扛著各式戰利品，押解著俘虜勝利返回。附近村庄的群眾聽說八路軍又打了勝仗，紛紛提筐攜籃，興高採烈趕來慰勞。記者看到這動人的場面，有的忙著記錄，有的忙著拍照。武道說：“三天的戰斗，証明八路軍游擊隊，比日本軍隊打得好。中國人民有能力一步步將日本趕走。”

9月21日，軍分區在關頭村河灘上召開祝捷大會，外國記者們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福爾曼說：“過去有人告訴我們說，八路軍不打仗，沒有傷兵，沒有俘虜，人民害怕八路軍，恨八路軍，今天這些謊言已被事實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軍在英勇的作戰，八路軍有很多的傷兵，有大批的俘虜，人民在熱愛著八路軍。”

“新中國一定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誕生”

邊區的民主情況是外國記者們最關注的問題之一。為了親身感受民主選舉的實際情形，福爾曼步行兩個小時，到延安附近一個村庄參加了一次當地參議會代表的選舉。他觀察了整個選舉過程，聽了候選人的演講，並格外關注選舉委員會和選民的構成。他看到，全村650名選民的名字張貼在一塊公告板上，正如中國共產黨所宣傳的那樣，選民“不分階級、政黨、派系、宗教、信仰、私有財產、性別或民族”。

邊區的教育也是外國記者們希望深入了解的方面，為此，他們參觀了延安的各類學校。在參觀延安的中央黨校后，斯坦因認為，黨校裡的生活“是興奮的、有活力的、自由的、愉快的。個別學習和集體討論佔去一天的大部分的時間。但是似乎仍然有充分時間來沉靜的思考、運動、演劇、開音樂會，作個別接觸”。他在全面了解邊區的教育情況后，略有驚訝地寫道，“邊區好像一所大的學校，老老少少都熱心學習，如果可能的話，還熱心於教別人”。

在延安期間，中外記者還參觀了被服工廠、光華農場、日本工農學校、醫科大學、國際和平醫院第三部、解放日報、新華社、兵工廠、難民工廠、皮革工廠、振華紙廠、中央醫院、中央總衛生處門診部、洛杉磯托兒所等單位，利用閑暇時間觀看了延安文藝團的演出等。通過一系列的活動，外國記者們對邊區的真實情況有了近距離的實際觀察和深刻了解，他們更對中國共產黨有了一個全新而深刻的認識。福爾曼對中國共產黨由衷贊嘆：“中國未來之星在閃爍！”愛潑斯坦也有感而發：“延安之行給我決定性影響，我看到了未來，當時我就堅信反動派不能統治中國，新中國一定會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誕生。”

1944年的這個夏秋，外國記者們深入邊區目睹了中共領導下軍民抗戰的真實圖景，正如愛潑斯坦在回憶錄中所描述的——“在這幾個月的採訪中，我不但看到了另一種全民抗戰的情景，也看到了一個未來中國的雛形”。正是由於他們的宣傳報道，原本居於一隅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被世界重新認識、接納和重視，嶄新的“延安敘事”在這群“洋記者”的筆墨下盡情鋪陳，新中國的形象噴薄欲出。